邓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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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城位于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西北6公里的罩口川、赵家桥、鏖战岗、余岗到团山铺一带,乃关羽水淹七军之古战场。当年关羽水淹曹操七军的“五堰二池”水源建筑工程至今保留下来,即黄龙堰、白龙堰、黑龙堰、青龙堰和普陀堰及金牛池和莲花池。留下的名胜古迹还有关羽擂鼓台、马棚、磨刀石等,以及在古战场出土的箭镞、刀、枪、剑和铜制“扎马刺”等。
中文名称
邓城
所属地区
今湖北省襄阳市高新区团山镇
著名景点
烽火台,玉带井,九冢
建城历史
3000年
保护文物
省级、国家级保护文物

邓城古代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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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城遗址(今襄阳市邓城大道附近区域),邓城从西周建城,秦汉置县,宋元设镇,明清荒废,在长达3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三国时期的邓城,使襄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更具古研究、考古、发掘价值。古城遗址,遗留古迹丰富,如烽火台、玉带井、九冢、宁国寺、城北山湾的古墓群。邓城出土各种文物达3000多件,其中“上府簠”、“邓公乘鼎”和“吴王夫差剑”最为珍贵。这里规划建设邓城文物公园,关羽水淹七军古战场博物馆,重现当年古战场之雄风。[1] 

邓城邓城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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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邓城位于今湖北省襄阳市高新区团山镇邓城村,是西周至春秋早期古邓国都城,楚、秦、汉邓县治所,三国至南北朝时期邓城县县城。文献和考古资料证实,古邓城距今有近3000年的建城历史,是襄阳城市的源头。它在西周至西汉早期一直是襄阳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襄阳县设立后的西汉早期至东汉时期则仍然是汉水北岸的中心,东汉特别是晚期以后,其地位逐步为南部不远的樊城所取代,三国时已失去其往日的辉煌,处于衰败时期。
尽管历史文献对邓城的记载不多,但仍可看出三国时期的邓城依然有一座城池。《晋书》卷七十四载:“慕容垂、毛当寇邓城”,这间接证明了邓城到东晋时期依然存在的事实。这座城就是现在残存的邓城城址。
邓城遗址 邓城遗址
该城址基本保存完好,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800~825米,东西宽600~675米,城墙残高3~6米,东南角最高。四面城墙中部开门,今可见四个缺口。城外护城河宽20~40米,深1~4米,现淤积较为严重,部分河段已被回填。城垣内及城内外地表暴露遗物十分丰富,从其特征分析,这座城的最晚维修时间就在南北朝时期,之后不久很可能就废弃了。
城址外围三国时期的遗迹相对于两、秦、而言减少较多,这一方面证明了邓城此时地位的下降,不过少量规模较大墓葬的存在又说明了古邓城的城市基础依然相对较好。
本时期相对集中的墓地有三个:一是城址北侧的“九冢”墓群,原有封土堆9个,后遭到破坏,时代为东汉晚期到三国时期,其中已发掘的M1(贾庄大冢)为通长12米左右的大型多室墓,由甬道、前室、后室、耳室等几部分组成。前有较长的墓道,随葬器物虽因严重破坏而几乎全为残片,但仍可看出其种类和数量丰富。该墓遭到过严重盗扰。据介绍,墓冢上原有较大封土堆,底径约50余米,上世纪70年代被推平;现仍残存的1座墓葬封土堆底径约50米,残高7米左右,也是一座规模较大的墓葬。二是西北侧的张营墓地,发现汉、墓葬40余座,其中有1座前室和双后室组成的中型多室砖墓,墓室长约8米,随葬器物有较多的陶器,时代约为东汉晚期。三是南约1公里的贾巷墓地,发现东汉晚期至西晋时期10余座大、中型砖室墓葬,面积在10~100平方米之间,最大者为M8,为“H”形双路多室墓,墓圹南北通长11.12米、东西通宽10.48米。南、北路各由甬道、前堂、后室、耳室组成,并在前部甬道间再以甬道连通。除前堂为四隅券进式穹窿顶外,其余均为券顶。南、北前堂及后室的填土中见零星的人骨残骸。随葬品置于北前堂及甬道,因被盗严重而仅存少量,有铜镜、“五铢”钱和陶碗、盘口壶、碟、圈、甑、仓、灶、镇墓兽、狗、壶、楼等,时代约为三国时期。
邓城内外地下历史遗存十分丰富。相传城内偶有铜镞、金粒可拾,城内有时杀鸡还可取出金粒,故有“邓城不卖活鸡”之说。[2] 

邓城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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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678年楚灭邓国在其地置邓县(治邓城);秦昭襄王元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邓,置邓县(治邓城),属南阳郡;建安十三年(208年)置邓城县,邓县和邓城县属襄阳郡东晋沿袭之。刘宋大明末,割襄阳西界为实土,邓县属焉。齐梁因之。 西魏恭帝元年(554年)冬,魏师攻取襄阳,得邓(城)县,于附近新置安养县,樊城镇升为县。北周废邓城、樊城入安养县。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安养县改为临汉县,县城南临汉水。唐贞元末,移临汉县治古邓城,遂为邓城县。五代因之。北宋仍为邓城县,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省邓城,入襄阳”,襄阳县辖境遂扩展到汉水以北,元为邓城镇,明、清或镇或村。[3] 

邓城著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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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曼,女,曼姓。邓侯之女。邓城(今襄阳市西北6公里处)人。春秋初楚武王夫人。为人贤惠聪颖,常对楚武王的某些活动进行劝谋。生子熊赀,后为楚文王。《左传》中有关她的记载文字:【传】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罗,斗伯比送之。还,谓其御曰:“莫敖必败。举趾高,心不固矣。”遂见楚子曰:“必济师。”楚子辞焉。入告夫人邓曼。邓曼曰:“大夫其非众之谓,其谓君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niǔ)于蒲骚之役,将自用也,必小罗。君若不镇抚,其不设备乎?夫固谓君训众而好镇抚之,召诸司而劝之以令德,见莫敖而告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岂不知楚师之尽行也?”楚子使赖人追之,不及。(《左传·桓公十三年》)
【传】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将齐,入告夫人邓曼曰:“余心荡。”邓曼叹曰:“王禄尽矣。盈而荡,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临武事,将发大命,而荡王心焉。若师徒无亏,王薨于行,国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令尹斗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营军临随。随人惧,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随侯,且请为会于汉汭,而还。济汉而后发丧。(《左传·庄公四年》)
邓曼被后人认为是“知人”、“知天道”,其实更确切的说是邓曼善于思考、明达事理,正是她的这些优点给人“知人”、“知天道”的智人的形象。楚武王有此贤内助,楚国能有此国母,真是君王和国家的福分了!
魏泰 ,男(生卒年代不详),襄阳邓城人,字道辅,号汉上丈人、临汉隐居。北宋著作家。出身世族。泰恃才豪纵,曾在试院中殴打试官几死,未被录取。后博览群书,广交游,与王安石黄庭坚等过往甚密。徽宗初年(公元1101年),大臣章敦赞其才,推荐他做官,他无意仕途,拂袖还乡。姐夫曾布是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与吕惠卿等制定了青苗、保甲等法。魏泰对王安石的变法持肯定态度,但也提出了一些批语意见。后曾 布攻击章敦吕惠卿,他亦附和。 泰性诙谐,善辩,与人谈笑,无人能当其词锋。长以诗文,尤好谈论朝野趣闻。所著《东轩笔录》,记载了王安石变法经过,英宗(赵曙)庇护皇亲,打击报复他人的内幕,以及朝廷、官衙中贪污贿赂、狼狈为奸的详情。因为他多与上层人物交往,熟知内情,所以此书是宋人笔记史料价值较高的一种,以后多被史家所引用。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三朝名臣言行录》引用《东轩笔录》达三十六条之多。 他除了著有《东轩笔录》十五卷外,尚有《读录》一卷,《临汉隐居诗话》一卷,《订误集》二卷,《书可记》一卷,《襄阳趣吟》二卷,《临汉隐居集》二十卷,《襄阳形胜赋》等。其诗自成一家。如“博山绕沉水,烟烬气不来。日幕白门前,杨花终成雪”。
魏玩,女,字玉汝。襄阳邓城人。北宋女词人。出身世家。自幼博览群书,尤以诗词见长。后为徽宗右仆射(丞相)曾布(曾巩弟)之妻。她极力提倡并恪守封建伦理道德,多次受朝廷褒奖,封鲁国夫人。著作颇多,曾编有《魏夫人集》。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评价说:“本朝妇人能文者,惟魏夫人及李易安二人而已。”李易安,即我国古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魏与李并列,可见其造诣之深。 魏玩之词多散佚,清康熙年间编辑刊印的《词综》内有《菩萨蛮》、《点绛唇》三首,《词律》内有《系裙腰》一首。其词多写悠闲情及风光景物。描写景物的,如《菩萨蛮》中的上片:“溪山掩映斜阳里,楼台影动鸳鸯起。隔岸两三家,出墙红杏花。”语言清雨,形象逼真。抒发情怀的,如《如事近》中的下片:“不堪西望去程赊,离肠万回结。不似海棠花下,按凉州时节。”感情真挚,愁思动人。尤其他们夫妻之间的唱和诗,常受到当时人们的赞赏伟诵。如《戏文肃》中有“使君自为君恩厚,不是区区爱华山”;“金马并游三学士,朱幡权对两诸侯”之句。情意深厚,对仗工整,不失为一代名家。其弟魏泰,有口才,工文章,闲居汉上,未做官。
范宗尹,南宋初宰相。字觉民,襄阳邓城(今湖北襄阳)人。宣和三年上舍登第,累迁侍御史、右谏议大夫。靖康初,以论弃太原三镇为言者所劾,罢归。张邦昌立为楚帝,遣其诣康王劝进。建炎元年,出知舒州,又以受伪命责置鄂州。召为中书舍人,迁御史中丞。三年,拜参知政事。四年,授通议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御营使(《宋宰辅编年录》卷一四)。绍兴初,为秦桧所挤落职(同上书卷一五),出知温州。六年,退居天台,卒年三十七。宗尹有才智,笃学工文辞。其《游龙华寺二首》云:“宿云开岭岫,晚稻没川原。村暗桑枝合,林红柿子繁。”描绘山中晚景如画。《全宋诗》卷一八七○录其诗六首。《全宋文》卷四二五一收其文一卷。事迹见《嘉定赤城志》卷三四、《宋史》卷三六二本传。
董振,男,又名连生(1903—1927),字兴国,邓城人。9岁时入本村宁国寺和私塾读书。1914年,随叔父董曦辔到鸿文书院就读。1925年6月上海“五卅”惨案消息传到襄樊,董积极投入反帝爱国运动,成立了“五卅后援会”募捐,支持上海工人运动,不久,他同董曦辔、马游等进步师生发起了轰动全省的反教会运动,罢课、游行,要求收回教育权。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8月任中共襄阳县委员会委员,兼农运部长,成立了13个区农协会,筹办枪支弹药,打击土豪劣绅气焰。8月26日襄阳驻军张联升勾结地方豪绅,将董诱捕,次年5月27日在襄阳西门外就义,建国后,县政府将其遗骨迁葬于襄阳烈士陵园,并立了墓碑。

邓城邓城-南宋的榷场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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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城一带不仅是襄阳市人类祖先最早的活动地区之一,也是我国保存为数不多的地标性古遗址,2006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考古证明,邓城从西周建城,秦汉置县,宋元设镇,明清荒废,在长达3000年的历史长河中,有太多耐人探寻的历史往事,有待后人破解。
邓城民间收藏的金人形象的白瓷人物残件 邓城民间收藏的金人形象的白瓷人物残件
公元1127年,康王赵构在临安府(杭州)建立南宋政权。作为京西重镇的襄邓地区不仅成了南宋重要的军事屏障,而且成为宋金对峙的边境地带。绍兴三年(1133),襄邓地区被伪齐将李成所得,刘豫在此建立“大齐”傀儡政权,绍兴四年(1134),南宋把进军收复襄邓的任务交给了岳飞,岳飞领旨后一举收复襄阳六郡。由于南宋对金人入侵的态度采取的是“议和为主”,而襄邓地区被岳家军收复后,金兵一时拿不下襄阳,襄邓就成了宋金对峙的地区,而襄阳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优势日渐凸现,“省邓城入襄阳”已是大势所趋。南宋随后将邓城设镇,最终作为宋金物资交易的互市,一方面方便了双方的物资交流,更重要的是出于政治目的,达到“以求和解”。
《宋史·食货志》载:乾道元年(1165),襄阳邓城置榷场,以守臣措置,通判提辖。榷场即为在边境设立的贸易市场,场内贸易由官吏主持,商人须纳税、交牙钱、领证明文件,如关子、标子、关引等方能交易。榷场的商品往往是专卖,官府从中获得较高税利,像茶叶、食盐、酒等商品。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在邓城设立榷场是有一定市场基础的,北宋大观元年(1107)的铭文砖中,可辨的村庄就有邓村、石勒村、羊林村、西女村、青景村等村名,铭文中还有阿张、阿屈明显具有南方人称谓的姓氏,而石勒村等村名又带有北方少数民族的痕迹。近几年,考古队在邓城周围抢救发掘的宋墓也不在少数,因此可以讲,两宋时期,邓城一带人口密集、商贸繁荣。
如今在邓城城址内的田地里,仍散布着大量的宋金时期的瓷片,这些瓷片既有南方窖口的龙泉青瓷,也有北方窖口的邢窖白瓷。另外,还有大量的宋代吉州窖、均窖、磁州窖、建窖、耀州窖等全国各地著名的民间窖口瓷片。
南宋虽然在邓城设置榷场,以求政权上的平安,但军事防御仍不敢松懈。《宋史卷九十七·荆襄诸水》中记载:庆元二年(1196),襄阳守臣程九万言“募工修作邓城永丰堰,可防金兵卫突之患,且为农田灌溉之利”。这“永丰堰”就是现今邓城以北3公里处的“普陀堰”。此堰也可算是襄阳市历史上平战结合的一个水利工程了。在襄阳城南岘石寺遗址的岘石背后,至今仍可见南宋庆元丁已(1197)年端午日,抗金将领赵淳嘱程九万铭书的游记摩崖,这方珍贵的铭刻,也是那段历史有力的佐证。
邓城由西周的邓国,至宋元以后沦为村镇,巨大的行政嬗变仿佛是一夜之间的事,因此,在襄樊民间便有了“邓城一夜搬到襄阳”的传说。

邓城襄阳市-邓城古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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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从湖北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2012.8.29在该市境内的春秋时期邓国都城遗址附近一处建筑工地发现了古墓群,2012年8.30日已上报至国家文物局。据初步推断,古墓群跨越公元前后近2000年。记者29日上午在现场看到,由于正在等待国家文物局的审批,工地施工已经停止,被挖出的陶罐等少量器物被就地妥善保管。现场考古工作人员已初步清理出20多个墓坑
据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陈千万介绍,古墓群是否挖掘必须等待国家文物局的批复,从已出土的器物推断,古墓群从东周至宋朝均有,上下跨越近2000年,多为平民墓,对于研究中原地区风土人情的变迁有着重要价值。
邓国都城遗址又称邓城遗址,属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湖北襄阳市樊城区团山镇,是春秋时期邓国的故都,曾出土邓公乘鼎吴王夫差剑等重要文物。[4] 
参考资料
词条标签:
地理 地点 中国其他行政区划